Trinity與UCD的歷史恩怨

　　你肯定感受到過Trinity和UCD不太明顯的對立，可能是通過朋友的一些笑話，可能是學生報紙上諷刺對方的文章，可能是新生周上的辯論，可能是你講師的一句俏皮話，亦或是你晚上出去蹦迪時，發(fā)現你看上的人在知道你來自對立的學校之后就不再搭理你�？傊�，無論你是來自都柏林大學還是圣三一學院，你都會發(fā)現到兩校之間不太明顯的對立。

　　這種對立是從哪里來的呢？有人會說這是一個城市最好的兩所大學之間的正常競爭，確實有這個原因（沒錯，人們總會忽略可憐的都柏林城市大學）。但實際上不止于此，這種競爭一方面來自歷史上的宗教分歧，另一方面，來自1945年都柏林大學與三一學院之間爆發(fā)的一場全面的暴亂。

　　這一切得從兩個學校成立之初說起。

　　兩個學校在成立時分別代表著不同的宗教派別，后來這種區(qū)別演變成了民族大義問題上的對立。因為在愛爾蘭，民族主義和宗教情感總是一同存在的。

　　對絕大多數愛爾蘭人來說，成為民族主義者（或者說，成為支持愛爾蘭獨立的愛國者）意味著成為一名“愛爾蘭天主教徒”。而圣三一大學最初完全是屬于英國新教徒的大學，因此它被視為是英國人統治的堡壘，一個堅定的英國圣公會組織。這遭到了愛爾蘭天主教徒的強烈反對。

　　圣三一也確實是按照英國新教的指令行事的。

　　據歷史記載，1538年盜取新教徒盜取了一塊天主教修道院的土地，并在其上修建了圣三一。這就是為什么現在圣三一還會流傳說如果在鐘樓響的時候從下面走過去，你就會考試不及格，因為人們相信一群心懷不滿的天主教僧侶詛咒了它。在最初的兩百年里，天主教徒是被禁止參加圣三一的，甚至在一段時間內，還出現過有這樣的說法（未考證）：新教徒每年可以爬上鐘樓用箭射殺天主教徒。另一條規(guī)定是，如果發(fā)現一名天主教徒在學校里揣著超過12先令的現金，他就要被逮捕，因為這些錢一定是偷來的。根據羅南·理查森在2011年為《大學時報》撰寫的文章，當時天主教徒非常憎恨圣三一學院，認為它是一個邪惡的地方，以至于天主教徒會害怕進入大學，那些走過大學大門的人甚至會為自己祈禱。

　　英國人在1793年解除了圣三一大學不收天主教徒的禁令。然而，禁令卻被愛爾蘭的主教們延續(xù)了下去，他們禁止愛爾蘭人入讀圣三一。如果有人想入讀圣三一學院，他們必須先向主教申請許可，即便如此，許可也只會在很少見的情況下被授予，而且前提通常是他們不能加入任何大學社團。麥奎德大主教后來為這一禁令辯護，他說，“只有都柏林大主教才有資格根據羅馬教廷的指示，決定在何種情況下能夠容忍天主教徒在不墮落的前提下就讀該學院（）�！�

　　這項禁令直到1970年，也就是麥奎德主教任期即將結束的時候才得以廢除。在他的著作《天主教徒的高等教育》中，麥奎德概述了他將禁令保留如此之久的原因，他說，一所大學如果不提供關于上帝及其啟示的學問和研究，這所大學“就必須被譴責，它是虛偽和不科學的”。他認為，無論學生學習什么科目，“都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一些只有理智的哲學和天主教信仰才能給出有效答案的問題。”他表示很擔心大學里的新教徒教授們對天主教的無知或蔑視“會讓年輕人在承認我們天主教唯一性的時候產生猶豫”。而猶豫產生懷疑，懷疑產生黑暗，黑暗讓年輕人放棄對智慧和道德的信仰。作為對這位主教的回應，圣三一當時的教務長a·j·麥康奈爾說：“我曾多么希望愛爾蘭能夠迎來一個不那么偏執(zhí)的時代，圣三一學院能夠不再被上帝的觀念束縛�？v觀整個西方，很少有別的大學像圣三一學院一樣被這樣對待。”

　　大主教麥克奎德還曾在一篇長篇演說中提到了當時流行的打油詩“你可以搶劫掠奪，你可以開槍殺人，你甚至可以肆意做愛；但如果你渴望救贖不想墮落，你必須離開圣三一學院。”

　　所有這些宗派沖突便是圣三一學院在愛爾蘭天主教徒中不受歡迎的原因，但為什么都柏林大學似乎對圣三一特別不耐煩呢？這是因為，1908年UCD就是作為一所與圣三一學院相對立的天主教的大學而成立的。

　　始建于1854年的UCD最初叫做“天主教大學”，是教會為反對當時政府創(chuàng)辦的三所非宗派大學或“無神大學”（貝爾法斯特、科克和高威的女王學院）而建立的，這三所學院讓教會極其不滿。天主教大學1880年進行改革，1908年正式獲得政府許可，命名為現在的UCD（都柏林大學）。當時利默里克的主教愛德華·托馬斯，一直主張隔離天主教和新教徒學生，他說“圣三一學院一直是愛爾蘭新教圣公會教派的高等教育機構，它從來不是羅馬天主教子民的教育機構�！�

　　UCD的建立為愛爾蘭的天主教徒提供了高等教育機會，也讓愛爾蘭天主教徒有機會證明愛爾蘭人在學術上與三一學院的圣公會新教徒一樣優(yōu)秀。這兩所大學的對立代表了更廣泛的社會階層的對立，這也是為什么UCD和Trinity幾乎在每一項愛爾蘭傳統運動中都存在校際比賽。

　　火上澆油的是，UCD的校區(qū)當時就在Stephen‘s Green的另一端，位于Earlsfort廣場（現在是國家音樂廳），距離圣三一學院只有五分鐘的路程。20世紀60年代UCD才搬到Belfied。

　　位置上的接近進一步加劇了緊張關系。這樣的對立讓圣三一學院前教務長JJ.P Mahaffy這樣感嘆:“詹姆斯·喬伊斯（注：入讀UCD的喬伊斯極具宗教反叛精神）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證據，就不該為這個島上的土著居民建立一所單獨的大學，不該為那些往里菲河吐口水的街頭混混們建造一所大學�！�

　　由于天主教和新教在這兩所大學中的分歧，民族主義很快出現在了兩所大學之中。UCD歷史上培養(yǎng)了許多意識形態(tài)不一的民族主義英雄。其中一些后來領導了1916年反抗英國的起義，那時他們把矛頭就指向了圣三一學院。在1916年的復活節(jié)，發(fā)動起義的人員試圖圍攻圣三一學院。據報道，當時駐扎在三一學院軍事基地的中尉奧爾頓發(fā)現己方人手不足，于是他動員了三一學院的學生，并在學生的幫助下成功抵御了復活節(jié)起義。正如羅南?理查森事后所說，圣三一學院對英國政府的忠誠并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798年，甚至在更早的英國內亂期間，忠于奧利弗·克倫威爾的軍隊就已經將三一學院作為要塞。1916年天主教徒試圖圍攻圣三一學院的行動的失敗，也成為了起義的一個轉折點。由于這次事件，圣三一成為了愛爾蘭民族主義斗爭的紀念地之一。

　　在愛爾蘭獨立后，又一次的對抗讓圣三一成為了愛爾蘭民族主義的戰(zhàn)場。

　　1945年5月8日，盟軍勝利的消息從收音機里傳來，都柏林全城歡呼。據《愛爾蘭時報》（Irish Times）報道稱，英國廣播下午2點宣布德國軍隊投降的消息后不久，圣三一大學的學生們舉行了一場自發(fā)的慶祝活動。大約有50個人爬上了正門上方的屋頂，揮舞英國國旗并高唱《天佑英王》、法國國歌以及《蒂帕雷里》等歌曲。的主旗桿上升起了英國國旗、俄羅斯紅旗、法國國旗、星條旗和愛爾蘭三色旗。

　　報紙稱，當時“有一部分路人不滿意愛爾蘭國旗被放在了靠后的位置”，他們曾三次試圖進入圣三一，但都被警察阻止了。據當時大學論壇報(college tribune)的作者麥格拉思(Sam McGrath)說，作為對此的回應，圣三一學院的學生將愛爾蘭國旗降下并點燃（注：或許當時學生對愛爾蘭在二戰(zhàn)中保持中立有不滿。），然后從屋頂上扔了下去。這個消息很快傳到了UCD并激起了眾怒，“作為回應，UCD商學院的學生豪伊（Charles Haughey）組織了一場示威，帶領UCD學生游行到了圣三一學院�！�

　　據《愛爾蘭時報》報道，當時UCD的學生“聚集在Middle Abbey street的拐角處”，一位自稱是UCD學生的杰克對人群高喊，他們并不反對圣三一學院掛起英國國旗，“因為我們理解圣三一學生親英的世界觀，我們反對的是圣三一學院上掛了很多其他國家的國旗，卻把愛爾蘭的三色旗’令人侮辱地掛在了底部’”。隨后，該組織游行到三一學院門前進行示威。據作家伯斯·阿諾德記述：那次行動由當時的UCD商學院學生查理領導，他和他的朋友在“在圣三一學院外的燈柱上焚燒英國國旗，最終導致了一場輕微的騷亂”。

　　《愛爾蘭時報》詳細報道了此次騷亂，“（人群）由一名年輕人帶領，他揮舞著愛爾蘭的三色大旗，試圖強行進入的大門，但被警衛(wèi)逼了回去。”

　　后來警衛(wèi)們不得不拔出警棍，開始驅散College Green和Dame street的人群。幾個人在匆忙逃跑時被撞倒受傷，被送往Mercer’s Hospital接受治療。據1985年的一篇報道，當時一位國防軍的士兵還試圖開一輛軍用卡車沖散人群。

　　隨著混亂的局面逐漸失控，一個學生手持擴音器爬上燈柱，高喊讓UCD學生與警衛(wèi)停戰(zhàn)，他說“我們沒有必要和警察打架，讓圣三一學院的學生看笑話�！�

　　大家為他的話鼓掌，但人群仍然在不停叫喊，警察仍然繼續(xù)用警棍驅散人群。再后來，兩個學生成功爬上了圣三一學院的屋頂，試圖在沒有繩子的情況下，將一面三色旗釘在旗桿上。

　　這場奇怪的沖突最后結束的方式更加奇怪：鄰近街道數百名愛爾蘭人加入了UCD學生的隊伍，他們沿著Nassau Street游行，來到Joramet餐廳，并在餐廳外用愛爾蘭語唱起了《士兵之歌》。他們中還加入了幾十個不到十歲的孩子，他們手持愛爾蘭國旗和梵蒂岡旗（天主教旗）。

　　“12人因受輕傷不得不在Mercer’s Hospital接受治療”，“還有一小群人脫離了隊伍，他們跑到用英國靈飾的住所和美國總領事的辦公室，朝建筑扔石頭”，而所有這一切都發(fā)生在代表國際和平的二戰(zhàn)勝利日（笑）。

　　知道了這段歷史，你大概就能理解今天都柏林大學和圣三一學院的微妙對立關系了。宗派分歧和民族主義是都柏林大學和圣三一學院之間的對立的原因。

　　而兩校之間的這段歷史，實際上發(fā)生在宗教、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互相斗爭的社會背景中。但是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宗教情感和民族主義在現代愛爾蘭年輕人的生活中已經逐漸淡去，這些過去的固執(zhí)和對立也逐漸消散了。

　　然而，作為歷史分歧的遺留物，兩校所代表的階級差異已經深深滲透入到公眾的心理之中。人們普遍認為圣三一學院更多代表的是富裕階層的都柏林人，而都柏林大學則被認為更具包容性，更歡迎來自都柏林以外的學生。很難判斷這樣的認知到底是歷史遺留的觀念，還是的確有事實根據。

　　據帕特里克教授所說，圣三一學院中來自私立高中的學生確實更多，但它實際上也非常多樣化，招收了很多來自其他國家的學生。而都柏林大學盡管在一些課程上收分較低，但仍然是愛爾蘭最難進的大學之一，學費與圣三一學院相當。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兩個學校的差異很小，而且它們的細微差異往往會被歷史遺留下的觀念所放大。所以，我們不妨放下分歧，畢竟我們的共同之處總是多于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