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在蘇黎世一直在對“白種人的改良”進行研究，蘇黎世大學正在努力解決這個歷史遺留問題。100年前，蘇黎世大學的人類學家、醫(yī)學家和生物學家也熱衷于種族衛(wèi)生和優(yōu)生學的研究。許多科學家在研究中沾了殖民統(tǒng)治的光。
伯爾尼大學醫(yī)學史學家Pascal Germann尤其針對蘇黎世人類學研究所進行了分析。“該研究所在20世紀初崛起，成為全球種族研究的中心，”Pascal Germann說。
該研究所以其測量方式和儀器而聞名于世，這些可用于確定身高、頭骨周長或面部棱角的測量工具當時成為全球熱門的出口產品。“而這些測量方式往往帶有恥辱性，”Germann說，“比如教科書上的測試對象必須全裸�！�
這些測量方法和儀器的開發(fā)與測試都是在歐洲殖民地進行的，例如，蘇黎世人類學家Otto Schlaginhaufen在德國殖民地新幾內亞的測量工作就是在德國士兵的陪同下進行。
Schlaginhaufen在蘇黎世大學找到了有影響力的盟友，推動優(yōu)生學研究�！捌渲兄匾囊晃皇侵参飳W家Alfred Ernst，他在1928年被任命為蘇黎世大學校長，”Germann說。Ernst在東南亞的殖民領土上進行研究，他得益于荷蘭帝國主義在那里的基礎設施。
Alfred Ernst和Otto Schlaginhaufen都是1922年創(chuàng)建的Julius Klaus基金會的共同創(chuàng)始人之一。基金會成立之時，資產規(guī)模大于蘇黎世大學的年度預算，基金會的章程上寫道：種族衛(wèi)生改革是為了“改善白人的人種”。
Germann認為，這說明該所大學的優(yōu)生學經常與“殖民種族主義思想”交織在一起，1970年章程修改之前，除了Alfred Ernst之外，大學的其他四位校長也都是 Julius-Klaus-Stiftung基金會的成員，該基金會至今仍然存在。
Otto Schlaginhaufen(上右)在科研旅途中。 Schlaginhaufen, 1959
蘇黎世大學在1979年之前一直開設種族研究講座，“讓我感到吃驚的是，直至60年代，針對這所大學幾乎沒有任何批評的聲音，”Germann說。在那之后，瑞士對種族研究的接受度才開始崩塌。
“真正對這個問題的考察是從九十年代才開始的�！北M管該研究所目前對揭露這段歷史采取了非常開放的態(tài)度，但針對蘇黎世大學殖民參與的研究才處于起步狀態(tài)。
那么，這是不是一種主動忘記自己殖民歷史的做法，即殖民失憶癥？要確定這一點，就必須了解記憶文化的運作。蘇黎世大學英語系全球文學教授Ana Sobral說：“尤其還要知道，記憶也與權力有很大關系�！�
它還關系到涉及改寫“他人”歷史的后殖民主義，因為西方現在教授的歷史被歐洲中心主義思想嚴重扭曲了。
另一方面，還在持續(xù)的殖民主義權力化結構也要被揭露。之所以掩蓋自己的殖民歷史，是因為這種當時形成的經濟關系不會輕而易舉地消失�！拔覀兘裉炜吹降牟还F象就是來自殖民時代，這與資本主義密切相關，并有著巨大的連續(xù)性，”Sobral解釋。
“大學首先要維護自己的名譽，”Sobral說。所以研究機構往往會故意回避某些問題。他們有自己優(yōu)先要考慮的事情，比如能產生成就感的大學排名。
“而想要做出改變的時候，又常常受到某種保守主義思想的制約。蘇黎世大學和聯邦理工學院都強調創(chuàng)新和開放。但與此同時，他們又會對逆耳的批評之聲予以抵觸，”Sobral指出，那些根深蒂固的基礎認知讓他們行事被動而僵化。
但是，如果只對研究機構進行批評和糾責是很短視的行為�！叭褡宓恼w記憶也往往只強調了勝利的時刻，而忘記了恥辱的時刻�！币虼巳鹗咳藢幵赶嘈抛约菏侵辛�，而不愿被看作殖民國。
“但實際上瑞士從未中立過，它也曾從殖民主義中獲益，”Sobral表示，要想改變，需要來自外部的壓力。優(yōu)生主義者Auguste Forel的半身像，2006年迫于學生的壓力被移走就是一個例子。
不過，Sobral認為，觀念的改變，不能從大學做起，而是要從社會入手，因為大學里的知識最后并不總是能回歸到社會。
本文首先發(fā)表在《蘇黎世大學生報》(Zürcher Studierendenzeitung)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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